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

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这些从长期法治建设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是很看重依法治国的，讲得也比较多。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新中国70 年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成果，就是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心理学角度看，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等作为相比，隐匿无罪证据等不作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释。

不过，研究者又将该份生物证据提交其他17位专家，但并未提供任何背景信息，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专家认定现场检材的DNA与犯罪嫌疑人的DNA吻合。当一视同仁的司法承诺，在实践中变成因人而异的差别对待，公正就无从谈起。但毋庸讳言，法官和警察、检察官、律师一样，也有职业思维定势，也习惯于依靠直觉作出判断，也会受到知识、偏见和信念的影响。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不出所料，专家最终确认该犯罪嫌疑人的DNA与现场提取的DNA检材吻合。

一些检察官还认为，犯罪嫌疑人除了当前被指控的罪行，还有许多罪行并未得到追究。我们努力构建和维系的理性司法制度，一旦面对强烈的报复心理，法律的程序保护就可能变得软弱无力。审视本轮刑事司法改革，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健全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唯有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才能推动真正的制度创新，并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司法系统的错案等问题。

这种潜藏的制度偏见，非但不易察觉，而且难以消除。还有35%的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个并不存在的视频中的特定细节。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司法风险的科学认知 司法过程，究其实质，属于一种风险决策。

科学认识社会环境对犯罪的重要影响，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犯罪治理密切相关。因有罪推定、确证偏见所导致的程序累积风险，对司法程序特别是审前程序的正当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深化司法改革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反思错案的制度成因和系统风险，有助于形成更多、更广泛的司法共识，推动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朝着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方向迈进。司法证明的风险是贯穿诉讼始终的内在风险。

凯琳（Kelling)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的破窗理论，对犯罪成因和社会失序等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减少被害人伤亡后果，可以为执法警察配备急救设施。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摒弃各种陈规和偏见，推动改革完善法律制度，这既是法律职业的自身救赎，也是司法公正的理性呼唤。可以说，刑事司法并不只是司法机关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协力推进的公共事业。一言以蔽之，怀疑并不是正义的敌人，盲目确信却能导致非正义。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

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追本溯源，要想切实防范和纠正错案，必须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这是改革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法官的前一个判决可能对后一个判决产生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犯罪、如何看待司法、如何看待司法不公，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的司法理念。

记忆形成之后，也经常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记忆形成之后，也经常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

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 司法理念的转变，是最大的转变，也是最根本的转变。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实证研究显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为害社会，甚至成为罪犯。那么，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司法领域呢？ 在侦查取证环节，因视野狭隘所导致的确证偏见等问题，不仅影响现场处置、人证调查，还影响到DNA鉴定等看似客观的领域。

此种情况下，讯问工作不是为了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仅仅是为了获得认罪供述。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

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但实际上，相对于威慑或者剥夺犯罪能力，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才可能是惩罚的终极原因。

实际上，法官很容易受到各种潜在的偏见影响，例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认知，也影响着他们最终的裁决结果。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犯罪、如何看待司法、如何看待司法不公，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的司法理念。

这种潜藏的制度偏见，非但不易察觉，而且难以消除。凯琳（Kelling)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的破窗理论，对犯罪成因和社会失序等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有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可能并非基于偏见寻找线索，而是仅仅关注那些选择性收集的证据，并坚信最初的先入为主之见，同时摒弃与已有假设不符的事实和证据。

为避免法官潜在的偏见，可以探索引入虚拟审判，等等。这些影响法官决策的偏见非常微妙或者极其隐蔽，很难被人察觉。

作者：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司法不公 。龙勃罗梭（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试图通过体貌特征推测人的本性，这种犯罪理念无疑带有一定的偏见性和误导性。

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不过，研究者又将该份生物证据提交其他17位专家，但并未提供任何背景信息，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专家认定现场检材的DNA与犯罪嫌疑人的DNA吻合。